经济总量达到7.6万亿的经济大省江苏，正启动一项备受瞩目的“富民”战略，以期改善长期以来“打工经济”思路为主的“勤劳不富裕”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对富民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要求不断增进各方面的民生福祉，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江苏特点的富民路子，确保实现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近在眼前的便是，自2017年7月1日起，江苏省省域最低工资标准将全面调升，在增加120元/月的基础上，Ⅰ、Ⅱ、Ⅲ类地区分别达到1890、1720、1520元/月。

江苏为何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富民战略?又将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富民?

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认为，过去追求产能和供给的数量，导致目前中国面临“产能过剩、商品过剩”，只有先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通过消费升级支持本土创新，才能避免发展格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李强指出，打好聚焦富民的主攻仗，需要做好“加减乘除法”：“加法”，就是提高收入、增加福祉;“减法”，则是减轻负担、减少烦忧;“乘法”，即充分释放富民的乘数效应;“除法”，就是破除影响富民的制约和束缚。

居民收入与经济大省地位不匹配

早在2001年的江苏省党代会上，江苏就将“强省富民”战略调整为“富民强省”，显示出“富民”的战略地位。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江苏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对比浙江可以发现，江苏在人均GDP高过浙江的情况下，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均落后于浙江，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大省地位显得略不匹配。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范从来教授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伴随消费的同步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江苏更加明显一些，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江苏应该到了由收入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阶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计算“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以2015年数据看，江苏只有33.6%，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在全国居后。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吴先满指出，按照GDP收入法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看，江苏分别低于浙江、广东4-5个百分点。

按统计口径，如果计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自2002年以来，江苏城镇和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均超过50%。范从来就此认为，优先保证收入增长就必须确保工资性收入稳步提升，这与江苏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相符合。

就居民“不富裕”的原因，洪银兴指出有三：一是与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有关，产业附加值不高，人民勤劳不富裕;二是与浙江的“老板经济”相比，江苏创业者不多，以“打工经济”为主;三是算法上“平均数掩盖大多说”问题，不能反映低于平均数的人口数量。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隐性财富”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富或不富，并非用生产来衡量，而是用生产中最终由民众分享的程度、实际水平来衡量。

为此，江苏党代会上提出了六大措施，即发展富民产业为支撑，推动自主创业为突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为抓手，打好脱贫攻坚战为硬任务，以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为保障，增加有效制度供给为动力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计算多个指标发现，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与国内比，江苏居民富裕程度处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江苏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农村的位置，要比江苏城市居民在全国城市的位置高。

这表明，江苏农村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更加发达。也就是说，从省级政策制定的角度上看，“最短板”并非是一般意义上农村，更多的是“结构性”。

南京市玄武区区长穆耕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玄武区居民收入指标较高，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体制内人员的高收入和占比，对困难群体和退休人员群体来说，往往是增收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目前面临产业和城市更新，以及老龄化的压力，内生发展动力正在弱化，所以要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这对提高居民收入和区域经济非常关键。”

所以，对江苏而言，权衡且全面考虑富民政策，从产业结构(外向型经济为主)上，需要注意财富在国内居民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从工作本身，需要研究财富在创业者和打工者之间的比例。

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乔均和江苏省政协委员董运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发展模式上看，江苏是“强政府+强市场”，因此，富民的当务之急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打破目前经济发展“南中北”的阶梯式格局。

“比如在教育和医疗上，南北差距就有些大，迫切需要提升苏北6个城市的基本保障水平，达到全省基本均衡”，董运弟说。

在本次党代会上，江苏省代省长吴政隆就制定《“十三五”时期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试行)》向大会作了说明。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春龙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机会均等”——不因所处地方不同而相差较大。对于全体公民而言，这是一种“隐性财富”。

张春龙认为，从江苏的实践看，虽然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规划，但仍要聚焦于如何实现，实现的手段、方法等问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流程、规范、绩效”等，“尤其是有不少地方先行探索，各地之间的差异，需要省级来协调”。

受访的多位人士同时表示，江苏要从“打工经济”转向“老板经济”，还需要更大力度推动“双创”工作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