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苏靖江样本调查：有了收入高增长还要有“经济获得感”

本报记者 王海平 泰州、南京报道

导读

刘夏蓓认为，剖析“高发展水平、低发展感知”可以发现，导致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直以来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有些数据，我们掌握但不精准;有些数据，我们确实不知道”，面对一份由第三方独立完成的“群众获得感”调查报告，靖江市委书记赵叶坦诚地表达了感想。4月25日，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对地方党委政府而言，这是一次观念上的更新。

有此感触的前一晚，赵叶才拿到了一份“有数据、没结论”的报告;至于结论，则要到第二天的会上才正式公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这份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历经一年的调研撰写，主要是对靖江的群众获得感进行的独立第三方评价。

为何向合作的地方只提供数据?“这是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的”，报告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刘夏蓓教授4月25日对记者解释，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独立性、真实性和科学性，才能为小康社会的建设提供精准的测量坐标和重点依据，以及为全国的小康建设提供符合地方实践的探索经验。

在研究过程中，则采取了样本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8000份，获得有效问卷7900份。根据2016年靖江市人口统计公报，全市常住人口为68.71万人。刘夏蓓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考虑到社会诚信度和回收率低的现象，故没有选择网络调查的方式，“通过入户的实地面对面交流，获得的数据更科学、准确”。

2017年，靖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23.35亿元，同比增7.8%。就靖江(县级市)小康调研样本，从最终的结论看，人民群众的“政治(得分81.84)、环境(88.84)和文化(89.51)”的获得感，高于“经济(71.84)、社会(80.91)”获得感，并且，文化获得感排第一，而经济获得感最低。

经济获得感偏低

对照十九大报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小康社会达成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以此为依据，则避免了唯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指标的片面性，弥补了只以投入产出作为民生指标的缺憾。

怎样定义群众“获得感”?刘夏蓓认为，获得感是人民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实际获得的感受、认知与评价，因此，制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5个纬度的获得感作为二级指标。其中，“经济获得感”的指标体系又包含了经济收入的增加、增加收入的途径、投资收益状况、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房价的承受能力、物价对生活的影响、消费和“网购”行为、对个税起征点的看法等。

但为何经济获得感的得分只有71.84，相比其他项目要低?

统计分析调研数据后，多个颇为有趣的因素得以呈现。如，在家庭年收入“50-100万”、“100-200万”和“200万以上”的三个群体中，“100-200万”这一居中人群的“收入增长感”、“收益提升感”、“生活富足感”和“消费实惠感”却明显低于前后两者。同样，在政治获得感中，“50-100万”的家庭年收入群体的“政治参与感”、“建议呼应感”、“政策受益感”和“监督融入感”也低于“38-50万”和“100万-200万”的群体。

发展感知为什么错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跟随调研组获悉，从经济获得的客观表现上看，靖江居民收入总体呈现高增长、高收益、高实惠、高便利的特点，在经济发展上的水平已经高于国家计划标准，且与江苏省发展目标接近。既然靖江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然而，从经济获得感均值来看，靖江市居民经济获得感处于五个获得感子项目的末位。

因此，这形成了一种错位、倒置的获得感特征，即高发展水平、低发展感知。

刘夏蓓对此解释，这是经济获得感存量与增量之间、增长与增速、感知与高感知关系的错位，而从居民的主观感知上看，生活便利感、收入增长感、收益富足感等层面也比较正向。然而，高起点、高水平带来的高期待、高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拉低了居民对于经济获得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这种高期待和高要求成为消解经济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前提下，在微观层面已经形成常态化的心理发展预期，对于经济发展的刚性眼光居高不下，“这一点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靖江而言，是一个显著特点”，刘夏蓓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同样，在对文化获得感的维度调研中也发现，正是由于在过度重视经济建设而相对忽略文化建设的阶段，靖江的文化建设起点较低，人们的期待也随之降低，一旦文化建设的后发性发挥作用，人们的感知度就会陡然增加，表现出非常高的文化获得感。

也因此，从更宏观层面的角度来看，靖江样本提供了一个全国视角和普遍意义，印证了在全国更大范围内的高水平经济区域中出现的“高发展水平、低发展感知”社会现象。

政府要做什么?

按中央要求，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在小康路上，群众盼望什么?对地方党委政府来说，又需要做什么?

事实上，这次获得感研究对地方政府来说，直接指明了在小康路上，政府需要做什么。

考虑到江苏小康标准高于全国，但对靖江而言，其“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单位GDP能耗”、“城镇污水达标处理率”、“城镇绿化率”等，则是政府需要补上的“短板”所在。

刘夏蓓认为，剖析“高发展水平、低发展感知”可以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直以来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的后果是，以经济化、数量化来衡量日常生活。

从经济获得感的低位以及其中的影响因子看，政府在管控物价方面要做到“保民生”的准备，保证物价的浮动在正常水平之间。

对政府而言，这一调研的结果意味着，政府治理中的决策运行已从传统的“讨论决策”向“科学决策”的现代模式过渡。

赵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第三方独立操作得出的结论，为地方党委政府如何更好决胜全面小康、带领全体人民更好务实地建设、建成全面小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使得小康路上的群众的需求与政府的服务有了更加科学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