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工信部正牵头调研制定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重点将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这标志着“去产能化”大幕拉开。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可借鉴美日经验

“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书中指出,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在个体的增长触及到极限后,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释放,保持了美日经济系统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抛开“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的战略意图不谈,单就计划本身就实现了“双赢”。“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不仅促进了西欧联合,迈出了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将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渐次外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亚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从不同时期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产业领域看,对外投资额排在前三位的产业,在1969-1973年间是纺织、化学和铁及非铁金属,分别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7%、6.1%和4.8%;1978-1984年间是铁及非铁金属、化学和电气机械,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6%、5.0%和4.8%;1986-1989年间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化学,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4%、3.3%和2.7%。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制造业行业在相应时期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在国内市场上开始面临过度竞争、生产过剩等问题,而通过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无疑有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并推动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

如果从上述视野来审视我国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就能够将我们目前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细分,并能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未来,中国应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首先,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

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

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将为中国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